我和老同学王利器先生最后一次见面不过5年，那时他自称“年方二八”，倒过来是82岁。瘦削的身体，一天工作10小时，吃粮不够半斤。他是因太白文艺出版社邀请，主持编著《通鉴纪事本末．白话全译》，由他儿子贞珉同志（又是利器的助手）陪同，住在西北大学留学生楼。抽工作之暇，他约我一块儿去看望在西安的老同学、已故西大前校长郭琦（先泽）同志的老伴。不料后者去了四川，只隔门同一个小保姆谈了几句。在西安的另两位老同学，外语学院教授刘煜、袁灿瑶夫妇，也于不久前去世了，不得一面，相与唏嘘。但我看到利器精力仍那么旺盛，治学仍那么精博，正是“年方二八”，一位长驻红颜的佳人。谁知人命难料，5年不见，这位学者中的金刚不坏之身，以87岁与世长辞了。
我和利器相识在1939年秋，那时我从延安回到成都，党的川康特委决定我回四川大学（已迁峨眉山）复学。我是一九三七年夏申请休学的，其时我读完中文系三年级，现在两年后（正是允许复学的最后机会）再读一年，便可取得毕业文凭，有利于合法就业。我插的这一班，正与郭畸和利器同班。郭琦比我小，利器却比我大4岁，怎么他也读这一班呢？后来知道，利器早岁读了13年私塾，熟习古籍，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我的复学很不顺利，因为国民党当局为我制造了很多困难。及到克服了这些困难，入班上课不久，国民党又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借机捕杀共产党人。川康特委召回了我，派去宜宾继续做地下工作。1941年国民党又制造更大的反共逆流“皖南事变”，南方局便又把我召到重庆，随后转送延安。郭琦等同志也到了延安。我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光荣而苦难崎岖的革命征程。而利器则为整理、校释浩瀚古籍而献身于同样艰苦的学术（并且受几十年极左政治干扰）长途。
1978年，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等开始拯救重临危难的中国之时，我为争取平反自己的重重冤案到了北京。阔别几十年的老友们见面了，其中就有分手将近40年的利器。我和利器的这次重逢是相当奇巧的。
还在40年代初期，我在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中被捕到了保安处看守所，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老红军蔡孑伟同志。我们两人于1946年获得平反，并同被派到延安大学担任教职。我到北京这一年，子伟任国家农林部副部长。我和他也是30多年不见了，便去他家拜访他。我刚离开以后，又有延安大学毕业的赵振东去看他。子伟告诉振东说，我已到北京。振东听说后想立即见我。振东当时在中国杂技团工作，负责编著《中国杂技史》，为此常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在那里与利器老先生相识。振东向利器求教，多得教益。接触中利器知道他是我的学生。这时两人知道我到了北京，他们便多方探寻我的住处，于1978年8月10日夜找到我，我的另一学生胡健恰遇着他们，也同来了。
利器此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道藏。当时中国研究这一冷门学科的，利器算是踽踽独行。但在1977年，利器却奉命退休了。当然，这对于利器的影响，无非是生活更困难些，谁也无法让他离开他所属意的任何一门学问。
老同学40年重逢，正值国家拨乱反正，日月重光，欣喜之情，难以言表。畅谈到半夜，我才送利器、振东、胡健走出大院门。
不几天，我就去东四北大街17号那间名副其实的斗室，看望利器和他的老伴廖德荣大姐。欢谈甚久，大姐赐食。这时利器麻利地将唯一的三斗条桌上堆满的书报卷帙抱置大床上，相与共酌。我知道，利器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笑话、烹饪的大量著作，就是在这样箪瓢陋巷中完成的。
1979年我再去北京，又到陋室探访了利器。
在胡耀邦同志和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的有力支持下，我从1952年起的重重冤案在1980年彻底平反了。这一年，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郭琦托我写信邀请利器来西大讲学。不久利器就坐飞机到西安，对西大及陕西社科界按7个题目进行了讲学。我亲自听了《文心雕龙》《葛洪和抱朴子》《桑弘羊和盐铁轮》等题目。利器没有华丽言辞，而所讲内容十分朴实精核，真是当代朴学大师。
利器到了西安，自谓是如沐春风，他指的是西安浓郁的古文化环境。大至大雁塔、大兴善寺、香积寺、兴教寺、大清真寺，小至“碑林”内不被人注意的一座清朝的《荒岁歌》碑和一块《荒年物价碑》他都十分感兴趣。在西安一个月时间内，他广泛接识了学者和诗人，热情鼓励刘持生教授、黄佩先生等推动传统诗词的活动。在郭琦的主持下，利器和持生为四川李琼久所创办嘉州画院的成立创作了精美宏大的五律五首，由我用大字、小字各书写了一份。这次利器在陕时间，他与郭琦、我和刘煜曾在大雁塔游览并合影。4个人都是四川人、四川大学同学，而利器、郭琦和我还是川大中文系同班。这样的四友合照，从此成为永不能忘的珍贵纪念。
1980年8月，我经中央组织部特准进入中央党校5期学习，为期半年。这一时期我和利器及其家人的交往更多了。利器这一时期写出的《论侯合葬墓》、《敦煌唐写本‘二十尊人图’跋》、日本《龙溪》杂志所载利器的《新北京‘竹枝词’一百首》及其日本译文、《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校注》等，我都能先睹为快。利器还把他珍藏的敦煌石室残卷二份交给我，其中古藏文《无量寿经》嘱赠西安兴教寺，唐人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嘱赠香积寺。我将两份经卷转交郭琦，请他用利器名义亲手交给两寺住持常明、常慧（直到我从党校毕业回陕半年之后，还收到利器新著《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二册分赠我和郭琦。）在京之日，利器每有新论文发表，便用所得稿费宴请友好同志，我也往往奉陪。记得1980年12月一次，就是用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所得稿费付账的。
关于郭琦邀请利器来西大任教的问题，经过多次商淡，利器表示同意，并提出把他的大儿贞珉和媳妇张秀敏调来，因为贞珉是利器的得力助手。为此他还寄来载有贞珉论文的《文史哲》、《文学遗产》杂志和日本学术界介绍利器父子学术成就的《横滨大学论丛》等资料。1981年12月郭琦托我致函利器，正式聘请他来西大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注：利器名满天下，而迄今没有高级职称），家属迁入西大，学校提供相当规格的居室（注：利器迄今仍处“文革”中被迫居住的斗室）；他在北京的事务仍可兼顾，每年可用多半时间出外进行讲学或其他学术活动。这些条件显然是十分优厚的。这是因为当时西大文科在古籍考据训释方面还没有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导师的适当人选。郭琦还答应，贞珉调来后，除当利器助手外，他自己还可另行兼课，或做其他工作。这些条件不仅对利器十分优厚，在西大也是求之不得。但是，可惜当时有关方面领导还不熟悉利器为人，就决定了一位知名学者充任研究生导师了。不过后来我们还是为利器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在北京的斗室终于换成了一处三室一厅的普通楼房。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2月，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守一来西安，郭琦和我去商谈了这个问题。不久，我因事赴京，3月4日，就陪利器走访守一，守一热情答应尽力解决。不久，利器就迁居西便门小区东里8号楼2门601号。
我从1980年获得平反以后，1982年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派遣回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工作，1983年奉命离休，回到西安。在这以后，我和利器音信不通又是10年之久。但我得知利器和西北大学，和陕西文化界、出版界还是不断联系的。这其间利器多次到西大，为他的研究生上课，还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几篇文章。经过当时听过他的课的韩理洲教授推荐，我阅读了其中一篇。《杜集校文释例》（上），这真是一篇旁征博引又精雕细刻之作。理洲同志现在也是专精于搜集、校释古籍的学者，他告诉我，他和同时闻道于利器的学人，至今仍然服膺于利器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引为楷模。
1993年利器来西大时，我和中文系安旗教授同到留学生楼看望了“年方二八”（82岁）的利器和他的儿子贞珉，又留下了一张永系思念的四人合照。
这一次的久别重逢，与以前不同的是，老友之间已不大受政治禁忌的束缚，而能更自由地谈心了。这次利器就谈到他这个书呆子1957年“被邀请当右派”的故事。当时利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下属的文学古籍刊行社当编辑。该社正在“反右”，却差一名“右派分子”，完不成“反右指标”。党委领导主张就此上报算了。但党委中有人说：“王利器历史那么复杂，应当划为右派，补足此数。”有领导说：“人家在‘鸣放’中没有‘言论’呀。”那人就说：“不是他就是你了。”无奈之下，第二天有人告诉利器，请他当“右派”，但不必劳动，只要降薪三级。利器这人专心治学，但求生存，无意名利，当即“顾全大局”，接受了“邀请”。但是，中国那几十年真正是无法无天的，事情不由人作主，也根本不问王利器的情由。据《书为晓者传》（1998年8月“中华读书报”）作者卢仁龙先生说，“四清”受批判，下“干校”劳动，都没有放过利器。“文革”中利器被作为“反动权威”（一个一生没有过高级职称的学者，这时论，“反动”却成为“权威”了，何等可笑！）还关了4年“牛棚”。与此同时，他从原住北京大学四合院被赶出，3万余册珍贵古籍被没收，几十年抄录的数万张卡片被毁弃。然而利器箪瓢陋巷，20年笔耕不辍。及到粉碎“四人帮”，正是他，却交出十多部书稿，使世人惊叹！想来，这20年中两人间的那种特殊“契约”令人何等尴尬！王利器替严文井尽义务当了二十年“右派”，因为忠于学术，忠于民族，种种极左运动不仅分毫无损于利器的“文章千古事”，反而使他迸发了学者固有的异彩。从1957年算起的极左运动，其中的血泪和丑闻，在王利器面前，显然只是一块块冥顽的钝器而已。正是：“盖闻德赛可兴国，岂有害人能万年？”又云：“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作小人。”利器岂非至刚至正的利器哉！
 |
